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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能够说是东亚大陆上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与旧时代相比，其先进性是全方位的，妇女解放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尤其是农村妇女的解放。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妇女地位的提高，这是领先于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改革。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就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妇女解放运动。在环境恶劣、资源匮乏、条件艰苦的抗战时期，中国就在根据地尽力为农村妇女提供识字班、兴趣小组、帮扶组织，使其脱离封建婚姻、夫权和愚昧无知的苦海。
本文以晋察冀边区为例，以华北农村妇女为对象，分析“土八路”所在的敌后战场的妇女识字率，以及妇女参政、议政比率，是如何远超国统区的。】
抗战期间，“土八路”所在的敌后战场，无论是女童入学率，还是妇女识字率，以及妇女参政、议政比率，都远超国统区。“”甚至将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村妇女培养成军工生产能手，将原本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农村妇女培养成土八路干部（如村长、乡长等等）。
“土八路”所到之处都是农村。我们大家都知道，旧中国妇女地位是极其低的，农村妇女的地位尤其低。那么，“土八路”用了什么魔法，能让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农村妇女投入到民族解放战争中？且听我慢慢为您道来。
马克思说：“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这句话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待妇女的态度，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地位。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村妇女受到的压迫尤甚，所以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女战士唱道：“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在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所受到的压迫是现代人很难来想象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妇女在家庭地位决定了其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又反过来影响其家庭地位。
“土八路”刚到的地区多为山区。在山区，外来新思想常常进不去，封闭、保守的封建思想、婚姻制度则占统治地位。
比如，受晋察冀边区货币战操盘手宋邵文先生多次表扬货币战政策执行好的平山县（参见拙作《谁说土鳖玩不转货币战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战拾遗》），在“土八路”刚到的时候还穿着明朝的服饰。直到民国二十年，才知道现在是民国，连清朝都不知道。赶集的时候妇女着上身，脖子上挂满银饰，倚在两个男人胳膊上，嘻嘻哈哈地走着，脖子上挂满银饰（据《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六期）。这就是土八路刚到平山时的现实。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对妇女的压迫，首先表现为夫权。妇女不是以独立的人出现，主要作为男人的附属品出现，“打伤或打死妻子、媳妇是私事被看做是家庭私事，用不着担心判罪或偿命的。”1而封建夫权首先表现在包办婚姻，即老话讲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河北平山县男女“往往自幼订婚，由父母主持”，卢龙县“男女议婚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包办婚姻在河北广泛存在，大都由媒婆向双方父母传话，父母对子女婚姻有决定权。很多农村妇女的父母贪图男方彩礼，将十七八岁的女儿嫁给白发老翁、残疾人。
河北房山县志记载男女结婚时：“男家必出洋若干，或布帛、首饰，女家始承诺，曰财礼。”河北井陉县“议婚时，女家即择郎婿，又索聘礼，少者数十元，多者二三十元。”不仅女方向男方索取聘礼，男方向女方要求的嫁妆也极为苛刻。如果女方嫁妆丰厚，则赢得四邻艳羡不已，甚至新妇在男方家地位也受到重视，否则难免受人耻笑。为避免女儿在夫家受气，女方嫁女时往往多陪嫁妆。
河北藁城县许多农家“为父兄者虽欲简而势有不能，故每欲嫁女，牺牲一岁之盈余犹恐不足，往往借贷，或卖不动产以补充之，否则女儿抱怨、夫家不快。”其后果包括农家益贫家道中落，夫妻感情不和等等，以致农民在老婆死后无力再娶，极贫之人根本无力娶妻。与贫困人无力娶妻相对应的，却是许多富裕人家给儿子买童养媳，同时盛行早婚的恶习。
昌黎县在1930年代，“男女数岁以致十余岁皆议婚。”滦县“俗邑喜襁褓皆论婚，矜甚者乃俟诸痘后，然未有十岁不论婚者。”十五岁就为双方完婚，过早的婚姻生活对男女身体危害极大，尤其是女性身体没有发育完全。过早生育，使得婴儿和大人死亡率都极高。据《黄帝内经》记载，女性二十一岁之后生子才能“母肥子壮”。
但在1930年代，一个河北农村十一二岁男孩娶个二十多岁老婆屡见不鲜。贫家之女嫁为童养媳，多是给夫家添了一个劳力，挨打、受气不说，待成婚时女方年纪太大导致夫妻感情不和，小两口感情基础差又容易“造成男女性关系之紊乱，这种性乱能够说是农村婚姻制度的另一方面。”
1943年浦安修对华北根据地妇女工作总结指出：“这种性乱在华北各阶层与各种年龄之间尽管有区别，但都有表现。其中以中农这一阶层的男女关系最乱。贫农、富农、地主也有存在。”
“一般群众认为这是普遍现象，只要能瞒住人家眼睛就可以过去了。”“在农民的观念上，甚至认为这是换口味的事，是合法的”。被发现后，受到“指责的还是妇女。”后果就是“造成花柳病盛行，生殖率降低、造成之风，使农民生产情绪低，也造成农村间的不团结，争风吃醋之吵架时常发生。”2
如冀中军区所属的涿县乡俗“男子家贫，价卖妻子以自治，女家概不干涉。”丈夫死后不允许寡妇改嫁，这点很多人都知道，但很多人就不知道“抢寡”——夫家认为寡妇奇货可居，娘家人也争抢寡妇卖之，因此引发亲家双方械斗，历年皆有。结婚时，新娘子到夫家，必须从马肚子下钻过去，意为“给夫家做牛做马”，生下女婴即浸死的屡见不鲜。华北还有农村俗语云，“女人不是人，母鸡不是禽。”
女性不仅受到封建夫权的压迫，还受到封建宗教势力的摧残。晋察冀根据地的五台县所在地，就有新婚夫妻妻子的“初夜权”归属于当地的风俗。
桂系军阀黄劭竑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内蒙古牧民的“初夜权”归当地，甚至有的妇女认为和睡觉是一种荣誉。其结果就是性病丛生，女性生育率下降！（据《黄卲竑回忆录》）在新疆，“回俗女子至十岁左右，即送请阿浑诵经，为之破瓜，彼俗称为开窟窿，否则无人承配。举行此典，恒数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溃烂至成废疾者。”后被新疆军阀杨增新废除。其实这些根源都是阶级压迫。
1943年浦安修谈根据地妇女工作说到：“娶妾及不合理的婚姻，如转婚、初夜权、租妻等基本上已没有。”3也就是说初夜权这种落后愚昧的形式在华北广泛存在，而地主是获得农民妻子初夜权的人。地主阶级自身本性决定了其阻碍资本主义发展。
旧中国所谓的“乡贤”大多数是当地的大地主，“乡贤”背后则是封建宗族势力。封建宗族包办族里大小事务。即使对于敢反抗包办婚姻的“乡贤”亲生女儿，为维护封建宗族势力也必须以“浸猪笼”处理。
林语堂先生说中国有三大陋习：“女人‘裹小脚’；抽；打麻将”。诚然，裹脚使女人成为取悦男人的工具，满足一些文人变态的爱好，实质还是封建夫权的压迫。
1942年，蒋经国西北行路过甘肃写道：“在这里，田野里做工的都是女人，同时都是小脚的女人。
听说每天早晨，男人把女人背到田里来以后，男人就回去玩。到吃饭的时候，再来背她们回去。”与之相反，在华北农村女人不参加农业生产，甚至以参加农业生产为耻。在地里劳动的妇女，如果看到有人路过，就赶快趴下，避免被人看到。女性一般就是在家“围着锅台转”，结果就是由于没经济能力，加剧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七七事变后，军队溃不成军。杂牌军在撤退之际，将农民赖以生存的耕牛、财产洗劫一空。更令人发指的是，李公朴先生写道：“某师在山西由沙河、大营、台怀退到五台城。在沿途凡是碰到的妇女，从十三岁到四十六七，没有不被侮辱的。”“业已被正法的擅自新的部下，在河北晋县了两个村庄的所有女人。”4一时之间，华北大地打着抗日旗号的司令多如牛毛。
这些打着抗日旗号的武装“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处处设卡、到处收捐，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土八路”一到河北，马上就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在河北阜平成立。这是敌后第一个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1月16日，边区工人救国委员会、农民爱国会、妇女爱国会筹备会等在阜平成立。面对华北农村对妇女的歧视，边区委员会成立后没有马上出台婚姻法。摆在“土八路”面前的第一要务是把不知道民族、国家为何物的农民组织起来抗日。如果马上出台婚姻法，会与当地民俗相悖，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对妇女工作很看重，1939年6月给《中国妇女》创刊号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这是对妇女解放的希望，希望广大劳动妇女通过个人的双手，自己解放自己，开创属于自身个人的幸福生活。
1939年7月20日，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讲话说：“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把妇女解放与抗战的前途结合起来，事实上了的预测。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地区的女学生到华北根据地参加抗日。洋学生脱掉学生装，换上土军装，从实践中改变以往下命令、打锣召集群众的方式，走入华北农村的院落、田间，和农村妇女一起推碾子、帮他们抱孩子，与她们交朋友，鼓励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土八路办的教育。
1938年开始，边区开展冬学为主的社会教育，充分的利用农业生产的特点，这也是边区初期社会教育的模式，希望转变传统观念，让农村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学习文化。
“土八路”初期把村子里年纪老威望高的老年、壮年妇女组织起来做妇女工作，老年、壮年妇女带头参加“冬学”，带动年轻妇女参加边区的社会教育活动。冀中一位婆婆以前虐待儿媳，当选村妇女主任后，不仅停止虐待儿媳，还鼓励儿媳参加冬学。
社会教育形式多样，学员按照地址、兴趣、性别、年龄参加各种兴趣小组，成立识字小组、宣讲组、医药研究组、家庭识字组等等。学习期限为四个月，从十一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二三月。课程主要有政治、珠算、识字、卫生防疫、请有经验的老农民讲农业生产等，贴近农民生活实际需要；还有宣传新观念如裹脚、早婚早育、近亲结婚的危害、普及健康常识。
河北曲阳有冬季年轻妇女回娘家的习俗，妇女干部去婆家做工作说：参加冬学可以给家里记账，学习农业生产知识，来年家里可以少雇工。婆婆因此改变思想，让媳妇参加冬学，这就走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冬学除放寒假十天，每天学习两个小时，每月考一次试并考核老师。考试后，老师会总结经验教训，探讨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还组织学员对学习内容做讨论。
以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区为例（1940年）：有冬校5379处，学员39万人。女子冬校3000余所，学员14万人。平西区在1940年已经有了高级小学5所，初小235所，学生10000人以上。除此以外还有扫盲班249处，妇女识字班200余处，中学2处。由于晋察冀边区妇女组织不断的努力，“由老壮年而青年，在一年左右时间，便达到相当广泛与普遍。”51940年春，冬校中有条件者转变为民校。
冬学比较松散，而民众教育就比较严格了。边区规定：凡识字不超过1000，年龄在15-45岁的男子和15-35岁之间的女子必须入学，其余民众自愿入学。同时针对偏远、零散或其他未能入学的民众采取“小先生制”，学校选用小学三年级以上的优秀学生对其家邻居或共同生活的亲属进行教育，一般招收10到15人。
学校定期对小先生的教学进行全方位检查指导。1938年平西农村“午饭后或黄昏时分，常常有四五个人或八九个农夫蹲在树下，或屋檐下，听着小学生教唱歌或识字。”“小先生”使得许多不能进行冬学教育的农民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
教材除选用边区教育委员会编订的外，民校还结合实际要，自己编订教材。比如齐各庄民校编的《宁当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既教认字，又弘扬了民族气节；有个姓郑的地主虐待儿媳，对闺女极好，所以教材教小孩子和大人们唱：“郑老招真不沾（不好），对待家里人心眼偏，做父母莫偏爱，闺女媳妇一样待。”一群大人、孩子、男人、女人整天唱着，再不改真没法出门了。
通过社会教育活动，广大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边区教育处处长刘皑风说：“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标志。”冀中区所属的八专区，1938年参加社教女学员7976人，占学员总数的25%；1939年达48393人，上升至占学员总数的30%；1940年年达160153人，更升至学员总数的47%。6
在冀中，1937年冬到1938年春，已普遍建立了妇女识字班，“一家之中，婆婆和媳妇，母亲和女儿都参加了学习”，“念了识字班后，许多青年男妇女考入高小或当初小教员。”“一家之中，婆婆和媳妇，母亲和女儿，嫂嫂和小姑子都涌进了学校。互相竞赛、争取“学习英雄”“学习战士”的佳线
“有这样一个事实，一般巩固区的根据地的青壮年妇女（和某些老年妇女）和村妇女干部，许多都带着日记本，大襟上挂着钢笔，都能认识自己的名字，查看路条，一部分青壮年妇女，能够写信记账，特别是全边区脱离生产的妇女干部，80%以上过去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动妇女，现在能够写工作报告和普通信件，能看一般的报纸。”
8（参加妇救会的必须不是文盲）。通过教育，广大华北农村妇女转变观念，热情参加劳动。
男女平等的根源在于经济地位的平等。“土八路”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有组建合作社的经验，平西地区的合作社则是边区最早组建的合作社。由于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效率低，个体面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极低，农民自发组成松散的组织，如“拔工组”、“包工组”等——张三家有耕牛，但缺少劳动力；李四家有劳动力，但缺少农业生产工具，张三李四就互相合作，彼此之间不收费用。
平西地区合作社办得好，与其自然条件恶劣、有农民之间开展劳动互助的习惯有关系，但也与平西的干部有很大关系。1939年2月6日，边区委员会发布《晋察冀边区合作社暂行规定》，规定了种类、社股、社员、盈利分配等问题。1939年春，平西地区妇救会号召广大妇女“每人养一只鸡，三人养一头猪，每人种五棵棉花，多种树。”仅1939年，平西地区妇女养鸡输出到京津的鸡蛋出口税，就收入50余万元。
91939年7月10日，日寇趁暴雨河水上涨，将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河堤扒开182处，造成冀中几十年未遇大水，淹没三十余县、良田十七万顷，二百万群众流离失所。现实促使农民必须组织起来和天灾人祸做斗争，因此促进了合作社的发展。
广大边区妇女组织了运输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造纸合作社等等。宋邵文先生在边区会议上针对妇女劳动提出：“妇女参加那种生产要根据当地详细情况，如纺织发达地方能搞纺织、能开展毛织的可以搞毛织；有集市的地方能卖小吃……总之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处处于男人比，要求过高，有害妇女身体、影响家务。另外也要反对轻视妇女劳动。”
传统农业生产由于男女身体上的差异决定了男女经济地位地位，“土八路”用鼓励妇女开展纺织合作社，提高妇女经济力量，缩小男女经济差距来提升妇女地位。
以纺织业为例：1938年是推广纺织阶段；1939年纺织生产开始兴起；1940年到1941年是推广先进纺织工具阶段。“土八路”组建的“裕华工厂”吸收工人技师到厂，于1940年设计了四四线纺纱机，每架成本不过一百五十元，纺出的纱质量不次于洋纱。同时，边区工业部持续对纺车加以改进，以提高纺线年之后，边区妇女开展大规模纺织生产。
日寇为达到其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向边区大量倾销“洋布”。冀中区所属的高阳县在九一八事变前纺织工业发达。在全面抗战前，却因日寇倾销洋布，纺织行业凋敝。但当地仍保留纺织传统以及有经验的工人和技师。工业部首先培养大批的干部学会纺线，然后派到边区各地带动广大妇女开展纺边区纱。边区银行给予买不起纺车的家庭以贷款支持，免收纺车钱待盈利后归还贷款。
11边区经济基础薄弱，拿不出钱的可以以实物代替，曲阳就有妇女以军鞋入股合作社的。边区以合作社将习惯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农村妇女组织起来，教会她们分工协作。
一开始，妇女对纺线抱着怀疑态度：“俺们这拙手可干不了这精细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涞水唐各庄一个老太太原来就会纺线，“土八路”组建合作社后，她积极加入合作社，一面教其他妇女纺线，一面自己纺。全村七十架纺车，一年纺了六十斤棉花，买了一头牛。看到纺织对自己有利，不只青年妇女，就连老太太都积极加入妇救会。七八个凑成一伙学习纺织，团结了广大妇女在妇救会周围。
行唐西城子村，在三百个妇女中间有一百多参加纺毛，每人每天可纺毛三斤，三天可织毛衣一件，两天可织毛背心两件。据精确统计，自1942年到1943年2月全村纺毛工资收入达12000元，每个妇女都赚有毛衣一件。边区青年妇女刘青云发明了枣木锭子，比铁锭好使、效率高被边区评为发明英雄，并给予现金奖励贰佰元，在全边区推广。
13同时也提高了女童入学率，边区农民说：“口袋里有钱，谁不让孩子认识几个字呢？”
经济地位的提高又增加了妇女参政议政的热情。1940年晋察冀边区改选，除冀中外边区192万妇女中有135万妇女参加选举。当选的区代表362人，村长、副村长139名，村委会委员1425名，村代表5052人。不仅年轻妇女积极参加，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不甘人后。选举人中有衣冠楚楚的妇女，也有破衣烂衫的佣妇，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妇女。
游击区也在夜间进行选举，许多妇女不顾丈夫的干预，积极走出家门参加选举。选举中有的妇女积极揭发原村长的贪污行为清算账目。妇女代表当选后发表施政纲领。有的说：“要彻底实行合理负担，一个小钱也不浪费。”有的女村长说：“要改善大家的生活，服从上级领导，有错误请大家和领导处分。”有的说：“大家既然赞成我，我只有尽力干，但是光靠我一个不行，希望我们大家帮助。”
15只有当繁重的农业生产由边区妇女承担，男人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在战场上拿着大刀长矛和日寇死磕，才有广大边区妇女“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边区妇女工作犯过很多错误：比如在解决童养媳问题时过于简单化，一个童养媳婆婆视如亲女，强行将孩子送回自己家，结果孩子吃不饱，婆婆想孩子想疯了；禁止早婚，战争年代有些人家想让孩子早点结婚年龄差几个月也不行；还有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影响家务，婆婆不满，就说婆婆是落后分子，结果婆婆当面不反对媳妇回来不给饭吃，诸如此类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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